【波、粒子与罗曼史】罗马往事
【波、粒子与罗曼史】
【第二版 序】罗马往事
/Chris Emilio Hughes
//注1：“The ViaPanisperna boys (Italian: I ragazzi di Via Panisperna) were a group of youngscientists led by Enrico Fermi. In Rome in 1934, they made the famous discoveryof slow neutrons which later made possible the nuclear reactor, and then the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atomic bomb.
The nickname of the group comesfrom the address of the Physic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 LaSapienza. The Via Panisperna, a street of Rione Monti in the city center, gotits name from a nearby monastery, San Lorenzo in Panisperna.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wereEdoardo Amaldi, Oscar D'Agostino, Ettore Majorana, Bruno Pontecorvo, FrancoRasetti and Emilio Segrè. All of them were physicists, except for D'Agostinowho was a chemist.” ——Wikipedia
“…罗马学派最初的核心其实是从四个年轻人开始的。费米，人称‘原子教皇’，木讷寡言却拥有最好的物理直觉；扎克伯格，有‘红衣主教’诨名的博物学者，他严苛尖锐的态度像极了以刻薄著称的泡利；萨维林，学派最年轻的领导者，却没有任何的傲气，平易近人而才华横溢；最后便是马拉约纳，羞怯内向却才气逼人的数学家——是的，比起物理学家，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与数字打交道的顽童。他们创立起了20世纪初与玻恩的哥廷根、索末菲的莱比锡、玻尔的哥本哈根以及卢瑟福的卡文迪许齐名的意大利物理学派，却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渐行渐远。
而要说起这四个人的分崩离析，究其本源，还是应该提起1927年的夏天——在兰谢尔与泽维尔以他们对于量子力学的杰出贡献摘得诺贝尔桂冠的季节，扎克伯格与萨维林之间第一次出现难以弥和的矛盾：那篇非常著名的论文，《数论与密码学》。
之后的种种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RavenXavier《THE HISTORYOF SCIENCE》，CHAP.7
1980年春天，我的腰伤复发，因此搬到新泽西疗养。人到晚年，身体又不算爽利，只好卧病在床以长久的寂静消磨那些所过之处仿佛能听得见声音的时光，如此的落寞苦痛之中便不免回忆当年。正好此时哥本哈根的小Lehnsherr带着学生们登门拜访，热切而礼貌的邀请我为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学派写一篇文章作为他们所著之书的前言——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三十几年前的诺贝尔晚宴上，彼时才及而立的英俊青年而今鬓边也半是霜雪摇曳，酷似他父亲的绿眼睛里却仍旧闪烁着快活的少年气息，将他衬的很是年轻。而那些站在他身后悄悄打量我的小孩子们面庞上青春正盛，傲气逼人，像极昔日来来往往的那些年轻科学家——还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单纯的灵魂。
Pietro一进来便看见我挂在门厅前的旧照片。那已经很有些年份，边边角角略微泛黄，还被Dustin的小孙子撕破了一隅，裂缝恰巧开在Mark别扭的新西装上——Via Panisperna boys（注1）中刻薄寡恩的红衣主教抿着嘴唇满面不耐，眼神游离的方向里是同样没有直视镜头的Eduardo和Ettore，前者穿着一身庄重的西装站在一边与Charles Xavier攀谈，后者则保持着一贯的目光失焦，似乎在思考着些什么。
那是1927年，量子世界的格局被两个青年人完全颠覆。我和我旧日的伙伴们闻讯一起搭着那趟摇摇晃晃的铁皮列车从罗马开始一路颠簸，经由哥廷根最终到达斯德哥尔摩。那时我才刚刚加入他们之中不久，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听Enrico和Eduardo讨论，间或夹进Mark辛辣的讥讽，在座的同龄人之中只有向来寡言的Ettore与我同病相怜——他当时还是个工程系学生，一年后在我的极力撺掇下转至物理专业学习。但话又说回来，他的脑子比我好使得多——因为就连以计算速度著称的Enrico都曾在这方面碰了一鼻子的灰，故而我推定他沉默的缘由与我有本质性的区别。
那厢，Dustin从餐车回来，不知听说了什么好笑的故事一路咯咯傻笑，手里还捧着一杯已经凉掉的咖啡——大概是Eduardo拜托他接回来的，因为Mark在第一时间露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倒是当事人一语不发，只是微笑的把那只杯子揽过来，十分随意的叠在大家公用的乱七八糟的桌子上。
Enrico瞟他一眼，悄悄将自己那被翻得破破烂烂的物理书垫到咖啡杯下。那时候我们的学派领袖还没有发福，下巴的线条尖锐曲折，双颊深深凹陷在浅棕色的皮肤里，手臂上却有长年锻炼留下的肌肉线条，看起来精瘦而康健。“Enrico的脸可不是一个连续可微的解析函数。”有一次Eduardo曾这样调侃道。
那一天的斯德哥尔摩下着小雨，天气十分之寒冷，街上的行人都裹着厚厚的冬衣步履匆匆。Mark却仿佛无知无觉一般只带了晚宴上规定的燕尾服——他本来连这个都不想穿，但Kerlbino好说歹说，总算是劝服了这个举止乖张的叛逆者，却忘记了往他箱子里塞一件御寒的衣物。
“我一点也不觉得冷，”Eduardo看起来有些担忧，这换来Mark一个无所谓的眼神，“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我是雪松而你们是…”
他想了想。
“…橡皮树。”
Mark Zuckerberg是一个博物学者。因此他常用这条我们都不具有的才能时不时噎别人几句，特别是Eduardo。但奇怪的是他们彼时仍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就像Lehnsherr和Pauli，后者依靠着过人的智力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四处喷洒毒液，被害人中当然也包括了前者，二人却依然有着相当稳固的友谊——出于他们都好友寥寥的考虑，我得说这并不寻常。
不过话又说回来，相比于Erik Lehnsherr，Eduardo算是十分温柔的人——这或许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这个长相俊秀又聪慧不凡的青年来自皮亚琴察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平辈里有两个亲兄弟，因此肩膀上有关于家业的重担被卸的七七八八。他十七岁的时候孤身一人来到罗马求学，最开始学通用科学里的机械工程——与Enrico未来的夫人Laura同班，大二被Kerlbino选中挑进物理系读书后如鱼得水般迅速成长起来，顺风顺水的令人嫉妒。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后来的一切才更让旁人唏嘘不已。
如果说哥本哈根学派以建立并完善量子力学著称并在2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峰的话，那么罗马就是相对来说大器晚成的代名词。微观世界的帷幕刚被Xavier与Lehnsherr联手拨开一角时，他们两个都只有二十五六岁，凭借着脑海里经年累月的思考所得在某个瞬间灵光乍现，以一人之力震慑了当时的欧洲大陆，仿佛先知摩西，徒手劈开整片红海。而我们直到30年代中期才做出一些可观的成果，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引出了后来那件相当可怕的事情。
裂变。原子核像是从高空落下的水滴，砸在岩石的表面一分为二，释放出的一部分中子又激发出更多的水滴，指数式的循环往复以上的过程直到那一滴水最终变成山呼海啸的灭顶之灾。
最初涉足这个领域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他们在1933与1934年的交界处宣布他们发现了人工放射现象——这对科学家用α粒子轰击各种各样的原子促使它们衰变，但氦核自身的限制让它在大质量原子的周围失去了作用。Enrico听说后立即想到了中子——电荷量为零，又十分之“轻”的粒子，随后Ettore很快的做出了理论分析以肯定他们的猜测。但一切都要由实验说话。
首先是设备。我们学了十几年的光谱学现在无用武之地了，能探测到衰变产物的东西才是急需的。在那个年代盖革计数器还非常稀缺，属于奢侈品，而或许能够帮忙的Mark正在荷兰访问艾伦菲斯特的实验室，鞭长莫及。其次是中子源，五个一穷二白的年轻人陷入了里拉带来的困窘中，唯一一个家中还算宽裕的Eduardo那段时间与他的父亲闹得很不愉快，因此也帮不上忙。
但好在这些问题最终都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公共卫生部物理实验室主任切萨雷·特拉巴基教授伸出了援手，为我们提供了足量的放射性物质——一克镭。随后在经过了一系列曲折的思考与失败之后，Enrico激活了氟。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甚至于Mark闻讯都想要搭乘当天晚上的火车赶回罗马，Eduardo则自告奋勇的担任起采购几种稀缺却并不算很贵重的元素的任务，他在采买时把从家庭里学来的那一套产出比最大化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
最终在一个暑气初露端倪的仲春夜晚，实验进行到了最后一步。我们几个守在计数器边，望着混乱一片、活动激烈的反常的屏幕面面相觑——92号元素被轰击之后似乎诞生了不止一种产物，并且它们很显然不怎么稳定。
在我们真正完成这个项目之前，铀核分裂只是存在于理论里的一行行难懂且并不成熟的算式，没有人真正读懂其中的内容，更没有人想到它所引出的链式反应后来在一定意义上扭转了二战的战局——在海的另一端，会有一片大陆为此生灵涂炭，几乎变成人间地狱。
1934年夏天，当我们敲定那篇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时，狂喜的我们，学界、乃至整个世界都对那些未来一无所知。
彼时Mark和Eduardo的矛盾才是Enrico和我忧心的问题。向来不食人间烟火的Ettore却仍旧不受任何干扰地伏案工作——他曾坦诚的说，对于朋友们为了一项成果的归属而闹得不欢而散的事情，他是不能理解的。
是的。1926年Mark、Eduardo曾与我和Dustin Moskovitz一起合作过一个大课题，有关于群论在解码中的应用——本是数学系两个男生提出来的，却引起了Mark的极大兴趣，他自小博览群书，认为大自然最美妙的即是对称。但可惜的是刚写了一个开头，兴致正盛时他发现他对于所谓的字母频率分析一无所知，只好四处奔走寻求帮助——Eduardo正是在这张名单的首位。
故事进行到这里都还算不错。
Eduardo彼时是通用科学系的学生，却懂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他在高中学习几何晶体学时曾尝试用群去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图形，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二人一拍即合。而我和Dustin则纯粹为了毕业论文，先后加入了这个小集体。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到后来工作逐渐陷于停滞时就出现了分歧。Mark突然认为应该仿照古典密码，即使用模运算才能解决我们的难题，但Eduardo坚持要继续在群论这条路上走下去，一时间局势陷入了僵持。
我记得那段时间里即便是圣诞假期里还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到深夜的Wardo——最亲密的时候，Mark曾经这样称呼他。我们的黄金男孩一向红润的面庞有些憔悴的凹下去，玫瑰色的嘴唇卷起干裂的一层皮，棕色的大眼睛里满是血丝，而那些被揉成团的计算纸凌乱的堆满了垃圾篓。
而Mark却一反常态的对此置之不理。他当时正在米兰寻访一位教授并且奇迹般的遇见了他所谓的‘灵魂共鸣’——米兰大学数学系的助教、天资聪颖却桀骜不驯的一个年轻人，Sean Parker。
“群论？”苹果马提尼绿色的水波中，Mark透过摇曳的光影看到了另一番风景，“当然可以，但是另辟蹊径哪里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容易呢？”
似乎是为了表达内心的不屑一顾，Parker还故作姿态的眨了眨眼睛。我当时远远看着他们，只觉得此人虽然聪明却十分刻薄而做作，但没有瞎眼的人恐怕都看得出来，这并不影响Mark对他的言论感到深以为然。
但是Eduardo不这么想，他的骄傲驱使他沿着那条可能自己都不确定的路坚定而孤独的走下去，并且挺直了脊背试图说服去意已决的Mark，一时间两人之间的氛围十分微妙。
我和Dustin也无能为力。他们二人都是极端自信的人，有时候容不得他人来点破——Mark竖起浑身的尖刺，Wardo则温和却不容置喙的拒绝后退，哪怕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只是一道数学题。
却又不只是一道数学题。年轻的我们都将它看成是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Abel二十一岁发表他第一篇论文，Galois十八岁用他创立出的群论漂亮的解决了根式求解的难题。
而我们也就只有十八九岁而已——最敢想也最敢做的年纪。幸运的是最后现实也给了我们以回报，哪怕它并不那么完美。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这么一篇论文，Kerlbino不会注意到我们，而相对的，Mark和Eduardo也不会在后来的那么多年里朝夕相处却几乎形同陌路。
Mark背着我们将Wardo的名字从作者栏删去的时候是他们爆发争吵后的一个雨天，十一年后Eduardo背负着一身恐惧从罗马离开时也是同样的天气。工人党愈发轰轰烈烈的排犹行动终于惊醒了久居象牙塔到几乎不谙世事的他和Enrico——后者虽然本身并不受法案限制，但他的夫人腕脉里流淌着犹太民族的血液。在经过一番商榷之后二人决定，一旦拿到足够的经费就启程往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难。
对于他们来说，这笔钱到来的快速而及时。
世事奇妙。当Enrico再一次来到斯德哥尔摩时，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站在角落里的旁观者，而是众人目光的聚焦点。Xavier走过来代表Bohr向他道贺——昔日的波动力学创始人如今已经是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之一，面容却依旧如同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一般年轻，只是在注意到Eduardo的缺席时表现出了极为克制的担忧。
“Erik正在前往边境线的路上，”我听见他悄悄对Enrico低声说道，“愿上帝保佑他们。”
这话十分奇怪，简直莫名其妙。我暗自咀嚼之际无意间向不远处投去一瞥，却正好对上Mark的蓝眼睛，视线一触便立即分开。
再聚首便是1945年的冬天。我们隔着灰色的石碑群遥遥相望，觉得应该为这突然的相遇感到高兴，却只觉得恍若隔世。Enrico站在Laura的身边，分别时还是个婴儿的Julio已经长大很多，却还是紧紧牵着他姐姐的手；Mark扶着忍冬树非常平静的与Dustin说着什么，他们黑色的袖口上还残留着布莱切利庄园的熏香气息。
还有Eduardo。
定格在黑白照片里的，我们的老朋友。
Mark似乎看见了我，他甚至冲我笑了笑。但在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那眼神悲伤之至，让我险些落下泪来。
这就是罗马学派的终结了。
